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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章節:

01、我第一次創業,親手創立了三甲醫院心理科

02、從成癮疾病到抑郁癥、雙相障礙的診療

03、堅持多學科診療(MDT),深度心理干預技術出現雛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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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何日輝

發布 | 晴日心理

很多患者、家屬感到疑惑,能進入到內隱記憶層面的臨床深度心理干預技術,到底是怎么來的?

為什么跟主流精神科和心理咨詢機構所采取的治療方法,有那么大區別?

我們專門撰寫“晴日技術迭代”這個專欄,分享該技術的發展過程,解釋背后的精準精神心理學知識和理論。

我本科是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讀兒科,研究生是在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讀麻醉學,剛到臨床工作時,我是一名麻醉醫生。

上一篇專欄文章中,我回顧了我是如何從麻醉學跨到精神醫學和心理學的,并成為了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成癮醫學科的大夫。而且因為在處方藥成癮方面實現了較好的診療成果,我登上了央視多個節目。

而今天這篇文章,講的是我如何從成癮疾病診療領域,進一步跨到了抑郁癥、雙相障礙等情感障礙的診療中,并學習了大量的心理學流派。

01、我第一次創業,親手創立了三甲醫院心理科

上一篇文章提到,我在廣東省二醫成癮醫學科執業時,整合了麻醉學、成癮醫學、心理學等,摸索出了一套治療藥物成癮患者的方法。不但能令患者實現軀體戒斷,還能盡量消除心癮,改善家庭關系。我創立的“多維度成癮快速治療法”()初步成型。

那段時間我頻繁接受采訪,上了4次央視,在成癮領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,我很想放開拳腳大干一番,好好發展科室。可在這一點上,我和醫院領導產生了分歧,當時難以調和。

慎重思考后,我決定離開廣東省二醫,到了武警廣東總醫院(下面簡稱“武警醫院),開始了我的第一次創業,也是一次體制內的創業。

很多人可能不理解,不就是一個醫生從A醫院跳槽到B醫院嗎?為什么說是創業?

因為當時武警醫院只有精神科門診,沒有病房,醫院領導對成癮領域并不了解,更沒想過在這方面能夠有大作為、做出巨大的社會意義。事實上,當時很多三甲醫院都沒有條件成立精神科病房,難度非常大。

時任武警醫院廖院長看了我準備的方案書,聽了我的計劃,決定聘請我任命心理科主任、學科帶頭人,支持我開設心理科病房,并成立國內首家青少年成癮治療中心。

我非常興奮!但也面臨很大的壓力!因為從頭到尾的場地裝修、團隊組建、資源調配、吸引病人等等,都是我一手一腳負責的。對我而言,這相當于一次艱苦的創業。

而且,我堅持要打造多學科診療模式(MDT),心理科不但要有精神科大夫和護士,還要有素質過關的心理咨詢師,重視患者的心理問題,提供心理治療。由于要實施UROD脫癮治療,所以還配備了麻醉醫生。

我還聘請了一批有相關經驗的輔導員,因為精神科病房中有部分病人可能會出現極端行為,輔導員可以維持安全秩序,還可以結合運動療法,帶病人到戶外開展一些拓展訓練。

而且,我要求在不增加患者費用負擔的前提下,住院患者都必須接受心理治療。那時候,這在整個廣東、甚至全國都是少有的。

2007年9月19日,我一手搭建的心理科正式開科,國內首家青少年成癮治療中心也正式揭牌,不少媒體前來報道。

由于我在廣東省二醫時,已經在成癮方面有了一定的名氣,很多病人慕名而來。很快,我堅持實踐多學科診療模式(MDT)的優勢就展現出來了,走出了一條新道路。

在當時,如果用常規治療方法的話,毒品成癮、處方藥成癮的復發率高達90%左右,因為很多患者即使沒有軀體依賴了,但“心癮”仍非常強烈,又忍不住濫用。

可是利用改良后的UROD技術、結合心理治療、運動療法和家庭治療的話,患者3年后的整體復發率只有30%左右!很多前來參觀交流的三甲醫院成癮醫學科、精神科同行感到非常驚訝。

當時,我們對心癮的理解還不如現在的深入,心癮消除技術也不夠成熟,但通過各種方法和堅持提供心理治療,患者的心癮大多能有效降低,部分患者的心癮甚至消除。這是復發率得以大幅度降低的主要原因。

在這個階段,我創立的“多維度成癮快速治療法”()走向成熟,而且進一步應用到行為成癮的治療,比如賭博成癮、戀物成癮等等。

可能有的讀者覺得,這些成癮疾病的治療技術跟抑郁癥、雙相障礙有什么關系?

其實,這兩者是有很大聯系的。很多抑郁癥、雙相障礙患者也有類似成癮的行為,比如忍不住暴飲暴食、沉迷網絡、瘋狂購物,有的甚至濫用處方藥、甚至毒品。

這與情緒癥狀互相影響,令病情變得復雜、棘手。如果只關注抑郁癥、雙相障礙的癥狀,不解決這些問題,患者就很難真正走向康復。

所以,我在成癮疾病方面摸索出來的臨床治療經驗,其實是奠定了后續對抑郁癥、雙相障礙患者提供系統化、深入化多學科治療的基礎。

因為診療效果突出,病人絡繹不絕,再加上當時國內的處方藥濫用問題仍然很嚴重,我們在成癮方面的影響力越來越大。

時任國家藥物濫用監測中心常務副主任呂憲祥到我們科室參觀、指導,邀請我給藥監人員和媒體講藥物成癮。他叮囑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,因為對社會很有意義。

央視《每周質量報告》、《走近科學》、《心理訪談》,甚至《新聞聯播》先后采訪我,報道我帶領團隊實現的臨床成果,引起社會各界更多的重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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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接受《新聞聯播》采訪的圖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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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接受《每周質量報告》采訪的截圖

學術界也拋出了橄欖枝,邀請我擔任中國毒理學會第五屆藥物依賴性毒理學專業委員會委員,《中國藥物依賴性雜志》的編委。

02、從成癮疾病到抑郁癥、雙相障礙的診療

既然當了三甲醫院的心理科主任,我不能只會治療成癮疾病。

我不但向科室內的前輩專家們學習,還邀請其他三甲醫院的專家過來交流,講課。從那時開始,我開始涉足抑郁癥、雙相障礙、焦慮癥、強迫癥的診療,學習各類精神科用藥、物理治療的規范和經驗。

而且我可能跟很多精神科大夫不同,我特別重視心理方面的進修和學習。2005年,我參加了心理咨詢培訓,并考取了國家三級心理咨詢師的證書,后來又拿到了二級心理咨詢師證書。

但我很快就發現,這兩個證書只能代表執業資質,是一個敲門轉,但在臨床應用上,這兩個證書的培訓遠遠不夠用,我必須繼續學習,參加各種心理學流派的培訓班。

一開始,我對精神分析流派非常向往,這也是當時學心理咨詢的人的普遍心理,認為精神分析奧妙無窮,精神分析在國內大行其道。當時有個名氣很大的培訓班,叫做“中徳精神分析班”,從這個班里出來的人,在我們眼中就是“大牛”一般的存在。

我報名參加了一個精神分析培訓班,武漢中徳心理醫院創始人、國內知名精神分析師曾奇峰給我們上課。但我上了初級班、中級班后,果斷不學了。

曾奇峰在中級班的課堂上說,精神分析流派里面的心理防御有108種,我們必須背下來,熟練掌握,而且準確分析來訪者屬于哪一種心理防御、如何處理。

我心里不認同,要熟練運用所謂108種心理防御知識,不但工程量巨大,而且把心理問題復雜化了。更關鍵的是,學了精神分析之后,我也在臨床中應用過一段時間,但效果并不好。對解決實際問題用處不大。

由于那時候收治過一些性心理障礙的患者,我還參加性心理的培訓班,甚至請專家到科室講課。但后來發現,這也是以精神分析為基礎的,那位專家說,男女性在公開場合有任何肢體接觸,比如拍下肩膀,其實都能從性的角度來理解,甚至說是“公開的性行為”。我覺得非常牽強、滑稽!

我經常寫文章,說精神分析流派非常低效,尤其不適合青少年患者。其實我從那時候就開始質疑這個流派了。

“拋棄”了精神分析流派后,我還學了很多其他心理學流派和課程。

比如德國心理治療師伯特·海寧格創立的“家庭系統排列”,這是一種需要多名工作人員參與的心理治療技術,通過扮演家庭成員、創設特定場景、對話等方法,解決來訪者的心理問題。

一開始我覺得這很神奇,也很認可這個技術對家庭關系的一些解讀。我學習后恨不得馬上照搬到臨床,但后來發現還是不現實,仍然解決不了心理根源上的問題。

我還學過情緒平衡療法、沙盤、心理情景劇、元認知心理治療等等,前3者有一定的作用,但感覺還是比較玄乎,有些時候甚至靠推測和自圓其說,效果不理想。

而元認知心理治療則相對高效一些,對一些特定的、不嚴重的癥狀有明顯作用,但如果癥狀比較嚴重、頑固,效果又不穩定了。

當然,我還學習認知行為療法(CBT),這也是當時在臨床中應用得最多、效果也比較明顯的心理治療方法,也得到了循證醫學的認可。只不過,對于一些病人來說,用CBT也起不了作用,道理他們都懂,但就是無法消除癥狀。后續分享一些案例時,我還會提及。

而催眠療法,我也是在這段時間接觸到的。我當時特別想找一種高效的、能快速解決患者心理問題和癥狀的方法,聽說催眠可以實現,我就又跑去學了。

我上過一個臺灣老師講授的催眠培訓班,后來美國的催眠大師湯姆·史立福來中國授課,我也去參加了初級班和中級班,學習了更多的催眠技巧和應用。

我一開始也覺得催眠非常神秘,但后來發現原理也并不復雜。簡單來說,催眠療法是在催眠師的語言引導下,來訪者的注意力變得高度集中,繞過了理性思維和批判性思維,大腦對信息的學習、接受程度非常高。

其實,我們平時去電影院看電影,周圍一片漆黑,絕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電影上,情緒跟隨著劇情變化而變化,甚至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一些信息和觀點,這就是一個被清醒催眠的過程。

不過,那時我所學的催眠療法,絕大部分都是催眠暗示療法,對精神心理癥狀有一定的作用,患者接受之后覺得放松多了,但過了一段時間,效果又不好了。

直到現在,社會上的催眠治療仍然大多是催眠暗示療法,很多患者、家屬跟我說,這像“心理按摩”,一開始挺有用的,患者覺得很舒服,但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,甚至慢慢就起不了作用了。

總之,我學了一大堆心理學流派和心理治療技術,有的被我摒棄了,有的則被我部分地應用到臨床中,也教科室里招聘的心理咨詢師,并不斷在臨床實踐中綜合運用、調整磨合。

可以說,至少在當時的國內,我們科室在心理學方面的培訓、學習和應用是比較多的。我逐漸從一名專注于治療成癮的精神科大夫,轉變成也具備了抑郁癥、雙相障礙等診療經驗的精神心理醫生,而且在不知不覺中學會了用多學科的角度看待患者的問題。

比如一個患者來到我面前,我會分析,從精神科來看ta有什么癥狀,其中有哪些涉及到成癮;而從心理學來看,ta又有什么問題,背后有什么原因。

然后我再將兩者結合,分析哪些問題可以用精神科或成癮治療的方法,盡快控制癥狀;而哪一些可以從心理社會因素的層面來解決,不能只看作表面病癥。

有一個精神科專家曾經對我說,他其實也知道心理學很重要,但他是精神科科班出身,經過多年的學科訓練和浸泡后,他只能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來看待病人,不自覺地就給患者貼上了癥狀標簽,很難具備心理學思維。

那時我就意識到,雖然我這個心理科主任是半路出家,當時對抑郁癥、雙相障礙的理解也比現在膚淺很多,但至少,我能從多學科的角度去看待癥狀,所提供的診療也更全面和系統化。

03、堅持多學科診療(MDT),深度心理干預技術出現雛形

在不斷學習心理學技術、不斷接觸抑郁癥、雙相障礙病患的過程中,我們現在使用的臨床深度心理干預技術就逐漸出現了雛形。

2010年,有一位抑郁癥成年女性找我就診,名字叫瀾瀾。她在廣州市腦科醫院就診過,長期服用抗抑郁藥,發現有效。但她很快發現,每天服藥后,上午情緒有所好轉,但下午又感到壓抑、低落了。

她又陷入了絕望,意識到光靠吃藥解決不了這個問題。后來她在網上看到我們在臨床心理方面有較多經驗,所以前來求治。

我發現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遭受過不少挫折。她在國企當辦公室主任,非常爭強好勝,追求完美,雖然工作出色,但她還是對自己不滿意,不斷自我施壓,自我否定。

后來她變得脾氣暴躁,跟同事和家人的關系都處不好,她非常痛苦,開始失眠,直到情緒崩潰無法工作,還有強烈的自殺念頭。

當時,我用認知行為療法(CBT)對她做心理治療,有一定的效果,但沒有預期中的那么好。我又嘗試了其它辦法,也沒有明顯起色。

她帶著信任和期待專門來找我,但我束手無策。我很懊惱,即使下班回家了也忍不住唉聲嘆氣,愁眉苦臉。我的愛人Lucy,也就是現在的創傷修復師Lucy,她看到我這樣子就忍不住問,你怎么了?

我把這個患者的情況告訴了她,她想了想,說既然暫時沒有其它辦法,那不如由她給患者做催眠治療,不收費,就權當“死馬當活馬醫”試一試。

Lucy當時在我學習催眠的時候,她非常感興趣,就跟我一起學。而且說實話,她的聲音清晰空靈、富有磁性,對情感、心理的捕捉和理解更獨到細膩,她學催眠比我學得更好。

我跟患者溝通后,她也答應了。Lucy一開始對她進行了催眠暗示治療,瀾瀾說感覺不錯,但病情還是沒有根本性好轉。

Lucy再繼續加大催眠治療的深度,后來,瀾瀾在深度催眠狀態下回憶起兩個情景。

第一個是小時候,她在家里的一面墻上寫滿了字,“不得第一,我就去死”。第二個是她小學3年級時,她在課堂上違反了紀律,老師罰她蹲在講臺上聽課,有幾位同學偷偷向她屁股扔小紙團,還嘲笑她,她心里非常羞惱、感到恥辱。

Lucy當時憑著直覺,對這兩個記憶畫面進行了一些處理,主要是引導瀾瀾釋放了強烈的負性情緒,調整了一些不良的認知。

對于第一個場景,我是知道的,因為瀾瀾跟我說過,她的母親對她很嚴厲,要求她必須考第一,所以她從小也自我施壓。但對于第二個場景,瀾瀾從沒跟我說過。

我問她,這件事你怎么不告訴我?她很無辜地說,何醫生,我之前都忘記這件事了,但現在想起來確實發生過,我也沒想到這件事跟我得抑郁癥有關。

很快,瀾瀾的情緒明顯好轉,自殺念頭也消失了,甚至都還沒到原計劃治療時長,她就覺得自己好了很多,提前結束心理治療了。后來她說,很快她就停掉了藥物,重新回到工作單位,康復得很好。

現在,瀾瀾已經康復13年了,狀態一直很好,已經結婚生子,對待自己、家人和同事也不再盲目施壓,,有了更理性的人生態度。

那時候,我們覺得這個催眠療法果然很神奇,居然可以讓患者想起已經忘記的經歷,還能大幅度緩解癥狀。我們以為這是催眠的功勞,對此認識得不如現在的深入。

但從現在我們掌握的精準精神心理學知識來看,Lucy當時做的已經不是普通的催眠療法了,而是我們現在所說的“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記憶修復技術()”。

而且最大的“功勞”不在于深度催眠,催眠只是一個橋梁。關鍵是Lucy利用深度催眠到達了瀾瀾的內隱記憶層面,精準化發現了相關的疊加性心理創傷,并進行了修復。

其實,這已經觸及了抑郁癥的真正心理根源,只是我們當時還沒意識到這一點,更加不知道這背后的理論。所以,當時我們對這個無意中發現的技術還不太重視。對臨床接診的大部分情緒障礙患者,還是用藥物+普通心理治療的方法。

不到一年,我們又遇到了另一位病情棘手的抑郁癥女性患者。她叫小紫,在國內知名互聯網巨頭擔任總裁助理,但因為巨大的工作強度、長期高度緊張、遭受職場心理壓力,出現了抑郁癥癥狀。

她剛入院時,有嚴重的自殺念頭。我們利用藥物、心理治療控制了病情,她的情緒穩定了一些,也不想自殺了。可她變得非常萎靡,就整天蜷縮在病床上,渴了餓了就喊媽媽,媽媽把水和食物喂進她嘴里,甚至連上廁所,也要媽媽半抱半扶著去,也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療。

對于小紫的情況,精神分析流派可能會說這是“退行”了,從成年人退到了幼兒心理階段。而單一學科的精神科大夫很可能會說是“亞木僵狀態”,需要實施改良電休克治療(MECT)。

我們科里不會引進這種設備,而小紫的父母也堅決不同意對女兒進行電休克治療,覺得副作用很大,這令我陷入困境。這時,我想起了Lucy曾經治好了瀾瀾,便請Lucy給小紫做“深度催眠治療”,當然,這還是我們那時候的說法。

Lucy通過對小紫及其父母的觀察,她用了個巧妙的方法,讓小紫終于愿意下床走動,接受“深度催眠治療”。

Lucy發現她的內隱記憶層面有大量職場上遭受的疊加性心理創傷事件,還有一個這樣的記憶畫面:一朵小花非常嬌弱,無法對抗風雨。

其實,從現在的臨床深度心理干預經驗來看,小紫患病的背后,很可能還有很多成長階段中的疊加性心理創傷,但我們那時對此認識的不夠深入,Lucy只進行了較簡單的處理。

后來,小紫康復得很快,抗挫折和抗壓能力明顯增強,后來她母親因為軀體疾病的折磨而出現抑郁癥情緒,她還再次找我求助。

經過上面兩個案例之后,我對Lucy的“深度催眠療法”感到非常吃驚,覺得特別神奇。

包括后來還有一個20歲出頭的女性找我求助,她的癥狀很奇特,說話時每隔幾秒鐘就要長長地舒一口氣,幾乎每句話要分好幾次才能說完。她感到特別痛苦,完全無法進行正常的社交和工作。

我說你檢查過呼吸道嗎?她說全身都檢查過了,沒發現器質性問題,但就是總覺得喘不過來氣,胸口非常悶,不得不這樣。

對于這種奇特的癥狀,我再次沒轍了。吃精神科藥物效果甚微,也不是患者在認知上的問題,可她就是有這個無法自控的癥狀。其實從現在來看,這是非常典型的心理因素導致的軀體化癥狀。

我又請Lucy出馬,她通過深度催眠到達了患者的內隱記憶層面,發現有一個畫面,患者呼吸的器官、咽喉處全是黑色的、粘稠的東西。Lucy也很驚訝。

這個畫面當然不是真實的,背后往往有具體的事件記憶,跟患者的真實經歷有關,也就是涉及更加深層次的內隱記憶。但當時我們還沒有如此深入的認識,Lucy只好憑感覺作出處理,想了很多方法讓這個可怖的記憶畫面得以消除。

這個干預結束后,這位患者說話能成句了,不喘了。我們當時覺得真是太不可思議了,這個“深度催眠”也太玄乎了!

所以,那時候我雖然不明白這背后是什么原理,還不懂什么叫外顯記憶、內隱記憶,記憶再鞏固,但已經深深感受到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記憶修復技術()的高效與神奇。

但好景不長,很快,我們在武警廣東總醫院遭遇了重大的打擊和瓶頸,這個“意外”創立的深度心理干預技術差點被扼殺在搖籃中。下一篇文章繼續分享。